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的一处别墅内秘密召开。这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间，无论是确定大会会址，还是组织代表赴会，抑或是会议正式召开等环节，党中央始终把安全保密作为一个重要考量因素来缜密抓好。

千万里秘密赴会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新时期。由于当时党还处于幼年阶段，在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等重大问题上，党内还存在着分歧和争论，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但是，由于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开会，最后不得不决定到莫斯科召开大会。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按照中央的安排，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留守国内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协助工作。

为确保代表们安全赴会，共产国际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们安排专人与中共临时中央密切配合，在哈尔滨、满洲里等地设置了地下交通站，接送代表们秘密过境。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曾经写道：“从一九二八年四月开始，南方各省的代表便在上海集中，陆续前往莫斯科。由上海去莫斯科的代表，一般都是经大连、哈尔滨，在满洲里下火车，于夜间跨过国境线，进入苏联境内，沿途有苏联同志接应。”

时任临时中央候补委员、江苏省委常委黄平在《往事回忆》一书中也介绍道：“一九二八年五、六月间，中央通知我去莫斯科参加‘六大’……我们从大连乘火车到哈尔滨。在那里接上了关系，并得知在满洲里怎样过境的办法……在（满洲里）车站附近找到了一辆俄国人赶的某某号码的马车。我们做出接头暗号，坐上马车。他就带我们跑了一个很大的半圆圈进入苏联境内，转乘火车到赤塔。在赤塔又住了几天，苏联有关部门来查我们是否带有私货，没有发现什么就走了。住了约一星期，我们乘火车到莫斯科。”

除了共产国际的帮助，党中央还主动采取了很多安全保密措施。在哈尔滨的地下交通站，安排了当地同志具体负责代表们的安全，党中央还委派当时在中央妇委工作的杨之华来协调相关事务。

据参与护送任务的唐韵超在《百年潮》刊发的《中共六大代表话当年》一文中回忆说：“记得第一次护送的是广东代表团。我到车站买了去满洲里的火车票，带着他们乘上火车。一路上他们几人尽量不说话，一切由我出面。从哈尔滨到满洲里火车要开一天一夜。上车前，接待站发给每个代表一个过境的号码牌，下车后，我们根据手中的号码，找到带号头的马车。马车前面挂着车灯，如果代表手中的号码牌和车灯上的号码对上，就把手中的号码牌交给苏联马车夫，不必说话，点点头即可上车了。送走广东代表，我在满洲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返回哈尔滨。就这样，我先后护送云南、贵州和江西的代表过了境。”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赴莫斯科的路上，则遇到了日本警察和暗探的跟踪盘问。具有丰富隐蔽斗争经验的周恩来机智应对，最终安全脱险。到6月中旬，六大代表大多安全到达莫斯科，并投入会前准备工作。

莫斯科郊外的别墅

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期间，也始终处于秘密状态之下。参加大会的代表们，乘车抵达莫斯科时即被告知：为了保密起见，火车进站前，要放下车厢内的窗帘；进站后，也不要下车，等其他乘客全部出站后，共产国际方面派来汽车，直接从站台上把他们秘密送到开会地点。

也是由于保密的原因，当时很多代表并不清楚大会具体在什么地方召开，直到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保管的苏联及共产国际档案被解密后，六大会址才被确认下来。原来，开会地点位于当时莫斯科州纳罗福明斯克地区的五一村，是地处莫斯科近郊的一座“银色别墅”。

这座乡间别墅始建于1827年，是沙皇时代贵族穆辛·普希金所属庄园的一处三层建筑。底层有餐厅、厨房和一些房间，大会秘书处办公室便设在这些房间里。二楼有间宽大的客厅，装饰得高贵华丽，能容纳七八十人，还有若干房间，一些代表和工作人员住在里面。三层是顶楼，房间全部用作宿舍。此外，别墅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和一座健身房。在这里召开党的六大，既保密又便利。

此外，大会还采取了很多安全保密措施，如不对外发表任何有关中共六大的新闻，代表们不使用真实姓名，都用代号，也不同当地居民接触等。特别是对会议工作人员也提出了严格的保密要求。

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秦曼云后来回忆说：“一九二八年五月底六月初，我被叫到秘书长波古里耶夫的办公室去。他给我们分发了一些中文文件，告诉我们把它们刻成蜡纸以便付印，他严厉警告我们不得让其他学生了解这些文件的内容，连我们来过他办公室这件事也不能让人知道。在给我们分发文件之前，他们已经把文件拆成好多部分或者分成好多小段。我们有些人刻写前言，另一些人刻写结论，还有一些人刻正文的各个部分。采用这种警戒办法是为了不让我们任何人了解全貌或文件的整个思想，因为不许我们交换分给我们的文件……这种神秘的文件不可能是学校的讲义，也不可能是我们党小组的讨论提纲。那时，谁都没有想到，它们就是中共六大文件！”

据秦曼云回忆，这一神秘的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周。后来有一天波古里耶夫告诉他们去收拾行具，要离开学校到另一个地方去，并叮嘱什么都不要问，也不要露出一点要离开学校的迹象。后来，直到他们乘车抵达“银色别墅”，才知道是为党的六大工作的。

大会成果丰硕

经过紧张而有序的准备，1928年6月18日，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银色别墅”正式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

当天，瞿秋白代表党的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致开幕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安贝尔·德罗、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埃尔克里、俄共（布）代表布哈林等分别向大会致祝词。

6月19日，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了政治报告。6月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政治报告是这次大会最重要的议程。在听取了布哈林和瞿秋白的报告后，代表们进行了长达一周的充分讨论。其间，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周恩来等做了大会发言。6月28日，瞿秋白作了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

6月30日，周恩来作组织问题报告。其就党组织开展秘密工作指出，今后“在秘密党中，各级指挥机关的选举或指派须视当时的条件如何决定……执行地下党必须具备的秘密条件”等。对此，大会经过讨论，认为要“严格遵守秘密党的工作原则，建立巩固的秘密机关，同时必须有效地保持与广大工农群众的密切和经常的联系，和建立起在自觉遵守基础上的严格纪律”。

7月3日，周恩来作了军事报告。报告总结了党自从事军事活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并就六大以后党在反动军队中的秘密工作提出：“在反动军队中，应有秘密支部建立。以连为建立支部单位，人数多则成立支分部，组织须绝对秘密……每小组同志只认识组长，各组不发生关系。”

会议期间，还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10多个决议案，并发出了《对国内工作指示电稿》。如此丰硕的成果，使党的六大成为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形成文件最多的一次会议。

就加强保密工作而言，大会通过的文件也多有体现。其中，《政治议决案》指出，要“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秘密条件之下尽可能的（地）保证党内的民主主义”；在“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之中，在公开的或秘密的条件之下，力争革命工会的存在”；要“最大限度的（地）加紧工人和党员的武装训练，尽可能的（地）建立工人自卫的秘密武装（纠察队等）”等。《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一般工作要公开，但须留有秘密的基础。在苏维埃的区域中……必须留下小的秘密机关处在秘密的状态中”；强调“党应特别注意工农组织准备退却时的必要手段”，尤其“交通且须预先建设秘密的党部和工农组织”。《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则提出：宣传方面，要“在工厂、街坊、乡村与学校支部之下设立各种秘密小组”“组织秘密图书馆”等；刊物方面，因为“处于秘密条件之下，发行关系极为艰难，所以对组织散布秘密刊物于全国的特别人员应加以最大的注意，应极力注意改良分散刊物与输送方法”。这些文件，充分考虑了国内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对如何做好党的秘密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回忆与研究》《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纪念中共六大召开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